北京官向彭真诉苦江青待我像奴隶主对奴隶

2019-10-23 12:19:28 来源: 昭通信息港

北京官向彭真诉苦:江青待我像奴隶主对奴隶 北京官向彭真诉苦:江青待我像奴隶主对奴隶 李琪,1914年10月30日出生于山西猗氏县(今临猗县),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,长期在晋绥边区八分区敌后,曾多次被敌人追捕,但都在当地群众的巧妙的掩护下化险为夷。李琪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,却死于江青的残酷迫害中。 哲学家李琪当上宣传部长,与江青有了工作上的矛盾 1949年1月,李琪到马列学院(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)学习,结业后,被学院留任中共党史教学工作,后又在北京大学哲学系讲授哲学,先后写了《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应有认识》和《谈谈学习历史唯物论》,1953年和1956年出版了《〈实践论〉解释》、《〈矛盾论〉解说》这两本著作,对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作了理论联系实际、深入浅出的解释。1953年9月,李琪到彭真办公室任政治秘书;1961年初,李琪奉调到中共北京市委任常委兼宣传部长。 任宣传部长期间,他针对“三面红旗”中出现的问题,大力宣传按客观规律办事,反对主观唯心主义。他的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1961年为北京经济学会所做《经济规律的客观性》的报告里。在这个报告里,他批判了“人有多大胆,地有多大产”,“只要想得到,就能做得到”等主观唯心主义的“左”倾错误口号,强调要调查研究,谦虚谨慎,使主观能符合客观规律。他还针对当时不断改变生产关系,否认生产关系在一定时期需要稳定的错误,在报告中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关系要适合生产力性质的规律;针对当时“大办钢铁”、“大办农业”不顾国民经济需要按比例发展的错误,着重阐述了国民经济的发展要服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。在报告中,李琪还提出,在社会主义建设中,正确处理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,具有重要的意义。 李琪任北京市宣传部长后,曾主管过一段北京市的文艺工作,尽管时间不算长,但给大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李琪本身就爱读古书,爱读文艺作品,常写写旧体诗词,他喜爱戏曲,还常哼唱几句山西梆子。这些特点对他领导文艺工作起了不小作用。他在贯彻党的文艺方针政策中,既坚持原则性,又注重灵活性。他坚持文艺的“二为”和“二存”力针,一再提醒大家,文艺革命既要积极,又要慎重,“文艺革命两点论,一要紧,二要稳,同时要准备反复”。他对文艺在全面工作中的位置有清醒的认识,指出:“文艺任何时候都不能离开生产水平。只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斗争会没饭吃的。” 1963年,江青打着“戏剧革命”的旗号,到北京来搞所谓“调查研究”。江青的到来,使李琪不得不把他的领导精力主要放在了戏剧,特别是京剧方面。由于江青的特殊身分,李琪给她以应有的礼遇。但江青在文艺上推行的是一条极左路线,作风上俨然像一个专横跋扈的霸主,使李琪一步步看清了江青究竟是个什么人,矛盾也越来越激化了。 1963年,北京京剧团根据沪剧《芦荡火种》改编的京剧《地下联络员》投入排练。李琪根据彭真的意见,亲自领导了这次艺术实践。他充分发挥艺术人员的作用,集思广益,博采众长。要求京剧这个古老剧种排演现代戏既要有剧种特色,又要有时代风貌。1963年12月,京剧《地下联络员》排练完成,定于12月某日正式上演,头三场的票已经售出。前一天晚上,江青来看彩排,当场没有表示意见。回去后立即打电话来,对这个戏横加挑剔,不许上演。于是,已经售满的三场戏只好退票。本来,一出新排的戏不可能尽善尽美,有缺点可以不断加工提高。但江青却来了个“突然袭击”,显然是有意给北京市委一个“下马威”,以炫耀她的权势。 根据江青意见,剧名恢复为《芦荡火种》,进行修改加工。江青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的“试验田”,对戏的修改指指点点,颐指气使,说一不二。可惜的是,江青出的有些主意并不高明,比如去掉了很有戏剧性也很受观众欢迎的“二荣馆”一场和刁小三去芦荡等情节,李琪就不赞成,认为改得“没戏了”。他还向有关同志说,对江青的话也不一定都听,说江青更年期,脾气不好,好猜疑,认为江青“管得太细,过于具体,有些意见提出来就不好办”。他对江青的横行霸道根本不买账。江青多次找他开会、看戏,他都尽量推托。据他的秘书回忆,有一次江青给他来电话,两人为了什么事情僵持不下,他显得很不耐烦。屡次要挂电话,江青不让挂,就这样一直争执、僵持了一个多小时。另一次江青通知李琪到北京京剧团去看戏,李琪以晚上要参加常委会为托词,请另外一位同志去应付,他则设法躲开了。盐城男科医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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